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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日前披露一则行政裁定书，原告陈小凤不服被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8月29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长银举复﹝2019﹞第102号《举报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答复意见》)，主要内容如下：“陈小凤：本单位于2019年6月3日收到你的举报信。你举报九派天下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派支付公司)为非法平台提供支付渠道，请求人民银行查处并协助追回损失。

　　经调查核实，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订单交易问题。你举报材料中提供的1笔订单号在九派支付公司商户管理系统中显示的是深圳前海智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交易，对应交易资金已由九派支付公司结算给该商户在九派支付公司开立的单位支付账户。九派支付公司留存了该商户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复印件。上述公司作为九派支付公司商户，存在将九派支付公司网络支付接口转接量子金融平台使用的行为，导致你在量子金融平台交易时使用了九派支付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务。在你举报前，九派支付公司已关闭了该商户的支付接口。

　　二、关于九派支付公司违规的问题。对于九派支付公司未采取有效检查措施和技术手段对其特约商户经营内容和交易情况进行检查、未发现其商户违规使用网络支付接口、未履行反洗钱义务、未按要求将网络支付特约商户交易资金结算至协议签订时指定的收单银行结算账户，而是根据商户代付指令将交易资金结算至商户指定账户等问题，我行已按照相关规定对九派支付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相关处罚信息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网站(changsha.pbc.gov.cn)进行查询。如果你认为九派支付公司存在与非法平台合谋侵害投资者的行为，建议你向公安机关报案。

　　三、关于先行赔付的问题。非银行支付机构基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的先行赔付责任，仅限于在支付服务过程中，因未按相关规定执行客户支付指令产生的客户资金损失。你举报材料的先行赔付诉求不符合《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关于先行赔付的规定。你与交易平台之间的赔付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建议你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

　　原告陈小凤诉称：

　　一、其向被告邮寄了关于举报九派支付公司违规支付64300元的举报信，希望被告依法按照《行政举报处罚》程序，对九派支付公司违规和商户串通，诈骗客户投资款，违规为非法外汇平台提供支付通道、洗钱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调查处理。但是被告的《答复意见》中没有详细查明举报人关于64300元的详细调查结果，并未查明九派支付如何违法违规、支付过程和技术手段、涉及具体法律法规条款。九派支付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将原告的钱款以“消费”名义，依据现有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将原告64300元支付划转到其公司，又通过其商户支付指令，支付其他方结算账户中。原告没有与该公司及其他结算账户实际网络消费，也没有任何变现消费协议。原告的银行流水“消费”纯属虚假交易行为，但是被告的《答复意见》中没有详细说明九派支付公司支付原告钱款是否违法违规、九派支付公司获取支付服务费具体多少、该部分收入是否合法、是否依据相关法规作出行政处罚等问题均没有详细说明。

　　二、九派支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猖獗与被告监管不到位，具有不可分的关系。被告日常监管不到位，且《答复意见》结论不合常理，严重损害了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涉案《答复意见》，判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答复，并依法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辩称：

　　一、原告提起本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案原告就九派支付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向被告进行举报，被告对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对原告进行了答复，该答复并未对原告创设任何权利义务，并不直接影响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求撤销长银举[2019]第102号举报答复意见书和被告重新作出答复意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被告行政管理相对人并非原告，原告与调查处理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之利害关系。原告所主张其所受的资金损失系其所称的“量子金融”平台所致，与被告是否履行调查处理职责并无直接影响。故原告与被告所作的被诉答复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举报人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仅仅是提供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并不必然导致立案、调查、处罚等一系列监管行政程序的启动。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被举报对象进行处罚，有赖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行政机关基于专业知识，并结合所收集的相关证据所作的专业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等相关规定，人民银行履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监督管理职责。被告对支付机构金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目的在于维护支付服务市场和整体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公众利益，并不直接考量和保护个人利益。本案中，原告举报的主要目的在于请求被告对被举报对象九派支付公司施加负担，进行处罚，原告没有要求被告为其个人利益而履行查处职责的请求权。故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答复并未对其创设任何权利义务，原告既非行政管理相对人，亦非利害关系人，原告没有要求被告为其个人利益而履行查处职责的请求权，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被告依法对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处理并进行了答复。2019年6月3日，被告收到原告举报信及交易订单等资料，举报九派支付公司，为非法“量子金融”平台提供支付通道，致使资金受损64300元，要求九派支付公司先行赔付，对九派支付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被告于2019年6月7日进行登记并受理，2019年6月24日，被告向九派支付公司下发《关于对群众投诉举报进行核查处理的通知》，2019年6月26日，被告对九派支付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调取了九派支付公司相关统计表和商户服务协议，九派支付公司作出《关于对群众投诉举报进行现场核查处理的汇报》。经调查核实，2019年7月2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答复意见》并邮寄给原告。被告已依法、全面履行了对原告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理职责，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履职行为并无不当。

　　三、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行为。2018年9月4日，对于九派支付公司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九派支付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48.6万元、处213万元罚款的长银罚字〔2018〕第15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诉称的深圳前海智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九派支付公司商户，该商户存在将九派支付公司网络支付接口转接到相关平台使用的行为，导致原告在相关平台交易时使用了九派支付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务。在原告举报前，九派支付公司已关闭了该商户的支付接口。被告对于九派支付公司违规为无证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违法行为已在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处罚，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原告起诉被告行政不作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答复并未对其创设任何权利义务，原告亦非利害关系人，原告没有要求被告为其个人利益而履行查处职责的请求权;被告依法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其中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是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原告就九派支付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向被告进行举报，被告对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对原告进行了答复。本院认为，被诉答复并未对原告创设任何权利义务，并不直接影响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投诉的系九派支付公司，被告对九派支付公司履行查处职责，行政管理相对人并非原告。原告与查处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所主张其所受的资金损失系其所诉称的，因受与九派支付公司“违规和商户串通”所致，与被告是否履行查处职责并无直接影响。被告针对原告的举报经调查核实作出的被诉答复亦未对原告设定权利义务。

　　原告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仅仅是提供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并不必然导致立案、调查、处罚等一系列监管行政程序的启动。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被投诉对象进行处罚，有赖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行政机关基于专业知识，并结合所收集的相关证据所作的专业判断。原告主张被告被告未对被举报对象进行处罚违法，进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小凤的起诉。